Сумасшедшая

学与文:

作者：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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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谈读书的爱情礼仪

 

对于书，也许本应该再也没什么可讲的。已经有无数人列举过它的好处，但主要是从实用性的角度看待书籍，即便是自己写作、出版书籍的作家很有可能也选取这个角度，一本书给他们带来经验与知识、提供写作的手法范例、带来感悟与心得，帮助他们投身个人的创作。简而言之，一本书就算对于写作者，也总被看作是踏脚石，是一步踩高后便永远地经过、再也不会回返的。这种看法，或多或少是相当正确的，一切事物于个人生活都是通过经验被榨取价值后被记忆慢慢抛远的道具，书也难以幸免。但是现在，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说的是书本身，也就是读者对书做出的让步和牺牲，为了成全书本身完整的生命，读者必须像个孤注一掷的情人一样，摈弃对彼此需求的衡量，完全、彻底地献身于书本。

书，和任何一个人一样，有时作为它本身，有时作为非本身。一个人独处时，没有任何外界的力量来干扰他的自我，然而他的自我是不经确立的，若没有经过自我意识与外界一番旷日持久的搏斗，独处时那份清静、透明的本身存在只是虚无，而在内外的搏斗之中，纵然自我意识会有所损伤，这种损伤是实在的确证，最终会作为不纯粹却鲜活的自我的一部分得到证明。同理，书在不经阅读，也就是不经与外界的交流时，它的意涵没有遭到其他意识的曲解，但是这意涵毫无意义，所以“书本身”指的并不是没有读者的书，就像人的“自我”绝不是一个人臆想出来的自我形象，两者都需要与外界展开交流，既不能在交流中完全迷失、也不能对交流一概拒绝，“拿”和“给”都是必要的。对人来说，沉沦于其中任何一个极端的可能性大致均等，因为人具有主动性和自我意识，排斥外界的某些评价和压力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常常受到拒绝别人的否定、一味肯定自己判断的诱惑，即便一味遵循他人的判断、放弃自我判断的选择因其方便快捷也很有吸引力。可是书的情况却不一样，实事求是地说，它是与人相异的“物”，与山水、花草似乎没有本质区别，它不会为自己要求什么，也不会拒绝什么，山水和花草本不需要人的赏玩，贾宝玉说盛开的花朵不经他眼就谢了，倒觉得是自己负了花的妍媚，其实花哪里在意；山水覆灭，花草凋敝，它们何曾有过抗争拒绝之心。书也一样，本身的物质属性决定了客观上对人没有任何要求，因为缺少主动争取、强迫他人履行义务并达到要求的力量。但是如果仅止于此，整个人类文明就显得太可笑，强力既然是唯一的驱动因素，哪里还有那么多纷纷扰扰！人类一向自夸也一向自嘲的就是对力量的否定：在强力下不一定屈服，要抗争；在弱势前不一定征服，要慰抚。我们赋予“人”的意义，就是用自创的荒谬、脆弱却富丽堂皇的威严的价值观念去与自然弱肉强食、无心无意的规律对抗，不可更改的自然力要去反抗，虚无缥缈的道德责任要去遵守。长篇大论就是为了说明，书没有约束我们的力量，它更容易任自己被读者随意利用扭曲，也没办法现身要求读者有所付出，但是读者应该为了那潜在的规则向书本付出。这种潜在的规则是什么？冷淡点说，是尊重；准确地说，是爱。这就涉及书与山水、花草真正本质的区别，山水花草不与人相关，那也罢了，不过怎可能有任何东西不与人相关；精心规划的园林、悉心培育的花草，无情无意的山水花草承载人的情意，甚或只是被人看了一眼、朝之一笑的风景风物，也变得有情有意，见物如见人，贾宝玉愧对花之萎谢，并不是为残花心伤，是伤衰败之人寄托于残花之上的伤情。人在世界上不是仅仅交游于人的群体，而是在万事万物的群体间交游，无生命的物体藉由人的托付承载、延续了人的生命，收下了人类生命中的知识、经验、感情等等，由此万事万物皆有情，人对万事万物也必有尊重和爱意，这份尊重和爱意并非指向物体本身，而是指向物体上承载的人。同样，承载了人的物体是变相的人的历史，就像人也承载了物，成了物的历史；人要在物身上寻找自己整体族群的经验，也就是人类的“记忆”，对物的敬重即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人类经验的敬重。而书与其他承载物更不同，某种程度上说是高出一层，因为它与人更加亲近。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人类自认为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进化层次越高的动物、越接近我们的动物越能赢得我们的尊重，踩死一只蟑螂也许不足为道，但是杀死猫狗猿猴却能令人心痛，后者更有可能拥有与我们如出一辙的感知与认知系统，我们更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怜悯之情；山水花草尽管也承载了人，这种承载却不甚明显，一般人只能浅表地认识到诸如园林、盆栽的人工性这样的意义，只有少数人如诗人，才能意识到万物都有人赋予的意义，并通过本是无意义的事物进行人心的交流，比如“千里共婵娟”便是用无意义的月进行人之情意的互感交通，而书作为语言的集群体最为直观地承载了人，语言干脆就是表达人的思想、叙述人的经历的符号，除了纸页之外，一切冗余物质被压缩到极致，可以说书是相当精炼的“人”的承载物。一切都说通了，书尽管是物，却恰恰和所有物一样承载了人，因而值得敬重，又因为格外体现了人而要求格外的敬重，即便它的物质性令它处于被动地位，我们也一定要以人类的原则去尊重它、热爱它，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它当做不折不扣的人来看，要协助它像任何人类个体一样在与外界的沟通中获得自我的完整性。

在阐述我认为适当的对待书的态度与方法之前，有必要举出反面的例子，让读者认识到不妥当态度的严重性。既然我不说“错误”态度，就说明我的书写当然没有任何强制性，如果有强制性，强制性在于我力图证明的准则之中。所谓不妥当的态度，就是让书不成为书，就是书仅仅是“非书”。非书的存在指向了三个群体的不当态度：非读者、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这里有个问题：非读者与书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常常想提出的问题：某些商人们，某些附庸风雅者们，某些不读书却把书当做胸牌别在衣服上的非读者们，你们与书有什么关系？某些商人将书像宰杀的牲畜一样摊平在案板上，像分割猪身不同部位一样把一本书分解为一个个元素，凶杀、色情、惊悚、浪漫等等，这些元素的价值取决于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就像肉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口感。此刻，我和成百上千的前人一同抨击商人的功利，但是这些臭名昭著已久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了各种有迷惑性的外衣，它早就远远播撒开来，并不局限于可怜地总被文人在心中千刀万剐的商人群体。对那些对书籍没有兴趣的平民来说，一本书等同于主流群体对它的定位，一本书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是干瘪贫瘠的，好比一幅画挂在房间里，其艺术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装饰了这个房间（现在，古典名著大全常常充当这个可怜的装饰角色），这是一种不道德、浅薄、愚蠢的简化，进行这种简化的人就是那些从不读书、不知其意却借以装裱身份的人，书名挂在他们口头、书本摆在他们家中，好像就直接把这本书的象征意义赋予了他们的人格，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部伟大的小说，肯定会有一群人怀着侥幸心理把这本书当做“伟大”的铭牌挂在身上，简而言之，书对于这类群体的意义就是无内涵的装饰性。

普通读者，我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读书行为不与其职业要求挂钩、更多是作为爱好和消遣的人群，对这些人来说读书与自己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动机似乎更加单纯，但是结果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因为有些普通读者永远只从书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换言之，任何一本书对他们都不可能具有启发性、不可能打破他们原有的观念，他们只从作品中挑拣出偏爱、可理解的部分，对不接受或不理解的部分则视而不见，甚至加以贬低。艾玛·包法利从书中摘取的知识只用来贴合她心灵的要求，没有启蒙作用，而《名士风流》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描述这群人：“我猜想他们（指读者）大多没有沿着给他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而是像瞎子似的在书中盲目穿行。偶尔，某个词在他们心间发出共鸣，唤醒了天知道什么往事或什么思念之情；或者，他们自以为从某个形象中发现了自己的映像。于是它们一时止步，对着映像仔细地观照，然后又摸索着迈进。”这段话痛快地指出许多读者对书本死缠烂打、顾影自怜的情结，他们太沉溺于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有情感刺激性的共鸣，以至于他们无视作者在文本中手法的运用、主题的引导、语气的移转等等，也就是完全无视书籍本身、作家本人的在场。一句话，这种读者只关心他们自己，只想接受一种表面的、有适当刺激性却不具颠覆性的印象，他们实际上不想学习任何东西、不想接收任何东西，只是在书本里寻找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经历和心迹罢了。

专业读者，特别与普通读者相对，读书于他们直接与学业前途相关，比如写论文的学生、文学评论家、杂志专栏作家等等。这些人可能不会有前两者的毛病，首先，他们的学业和职业要求他们必须要读书、要避免浅薄地读书，不过有很多人避免浅薄的原因并不是自我要求，而是害怕被别人看不起；其次，若像普通读者那样情绪化地、感性地读书，写出来的玩意很难评价，也难得到专业上的认可，因而他们也必须尽可能理性客观地处理一本书的内容。那么问题在哪儿？我归纳出四个类别：理论绑架、作者绑架、观点绑架、个人绑架；前三种最常见于各类文学作品的评论性和研究文章中。所谓理论绑架，就是在评论中塞入太多理论，太多“主义”，首先显然不排除必要性的可能，但是有一部分人列举一大堆理论只因怀着一点私心想让文章读者高看自己，从许多闻所未闻的理论中想象出文章本身不具备的深度来，其次，如果用过多的理论去阐释一部文学作品，就像非得用母语成语翻译外语的表述，偶尔会取得十分贴合的奇效，但更多时候会弄巧成拙，得到的是生硬、不准确甚至谬以千里的涵义转译，不仅将原作语言的生动性、表现力和生命力消解在程式化的理论语言中，还使原文超乎理论范畴之外的意义被无情地削减，好比将其按进模具之中，不相符合的部分便磨掉。光用理论诠释文学，就像妄图用几何体拼凑出人体。作者绑架，即夸大一本书与其作者的联系，虽然不消说，作品产生于作者，但是这种产生的关系真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强烈吗？艺术产生于生活，儿女产生于父母，艺术与生活的相似性、儿女与父母的相似性，难道仅仅是技法与实物、基因与基因的简单的、索隐性对应吗？这就大大低估了复杂微妙的创作内在规则。一部作品的形貌多少取决于作者的品性、经历与生活背景，就像儿女的基因多少是从父母传承而来，从作品的内容可窥见作者的生命轨迹，就像《追忆逝水年华》充满了普鲁斯特的生命轨迹，儿女的外貌和性格也能看见父母的影子，但是作品作为独立的文本被不同人阅读时所延伸阐发的意涵因人而异、千变万化，就像儿女的成长远远超出了父母划定的栅栏的范畴，他们和不同的人接触、遭遇不同的事件，发生了难以琢磨、动荡而细微的变异和转化。所以在不否定一部作品的文本载体和作者源头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更加开阔地放眼语言本身鲜活的生命力，放眼这一原本的实在物体暴露在源源不绝的眼光之下呈现出的无数映像，作品的生命就在于人类无穷的生命历程，在这种情况下，将作品牢牢捆缚在作者身上不是太狭隘了吗？在我看来，那些竭力将《红楼梦》当做文本密码与时代秘密事件联系起来的红学家，还有执迷地缠着曹雪芹身份家事不放的红学家，要么是盲目，要么是明知故犯。纠结于作者，是一种恋尸癖，也是一种极大程度的不识好歹，以为抱着逝者不放就是对逝者文学名誉的尊重，可是这类人似乎不明白，作者将生命体验转化成作品，就是为了避免流于那些生活事件的表面，通过作品深入生活的秘密，这些人从故纸堆里搜罗的恰好是作家吸收后想滤掉的浮渣，因为对于负责任的作家来说，个人真正的生命在于作品。观点绑架，和理论绑架有点近似，一部文学作品用来附会评论者的某个观点。要说不对，那是言过其实，毕竟一部作品本身或多或少包含一种观点，古典作品尤其如此，但是文学行进到当代，早已越出了单纯的“文以载道”模式，一部作品不是一种固定的、静止的观点，而是一种流动的、会反省吸收的活的思想，就算是最凝滞的作品，内部也有一种隐隐流淌的思想生命，随着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而进行不断地反思与更新，也许作者的出发点和意图到了近现代早就成为了一种反讽，一种自我否定，这是对原始观点的背离和超越，却不是对作品的背离和超越，反而是作品的自然发展。作品是在观点不断突破、转变和诞生中存活的，所以对作品中看似固有的静态的观点把握，不如对整个演变进化进程的动态的观察与总结，可以说，一部作品是河流中的一只手，这只手不断拦截下河流中的某些物质，可是河流不停带来不同的物质，尽管手是固定不变的，手掌捞下的东西却是层积而各异。试图将作品固定在所谓作者的出发点上，甚或固定在评论者个人的观点之上，是一种禁锢和削减，就像用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概括整个人一样偏狭。个人绑架，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在所谓评论家和学者身上，这类人大多深知客观、不偏不倚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倒是作家、诗人等更加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更容易“个人绑架”。他们的偏好强烈，对各类作品的褒贬相当鲜明，古语道“文人相轻”，有时他们的语言近乎侮辱和贬损的程度。他们的立场观点异常突出和尖锐，也许是自知有真正的才华让他们抱有如此的自信，以至于认定对方是错误且有害的；除却这些确实坚信自己正确而对方错误的人之外，有些口出恶言者不过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看着脸色吹捧或贬低；如果不是才华带来的确信，也不是随波逐流，那就是相信自己的偏好对普罗大众的鉴赏有很大作用。我一直感到疑惑，何以有些人自以为自己的好恶是这样重要，在评论中只知道说些无用的辱骂或无支撑的吹捧，任何一个使用语言的人都应该言之有物啊！单纯的个人好恶到底对鉴赏一部作品有什么帮助呢？有些人会说，难道要无视个人的观点价值吗？不是，只是指出赏鉴、评论、阅读的个体应该有种责任感，不要沉溺于自我陶醉之中，用毫无依据的煽风点火混淆其他读者的视听，语言应该像建筑一样坚实，一步一步建构，而不是漂浮在半空中虚无缥缈。一个提供出自己好恶的阅读者和评论者应该展现出这种好恶背后的冲突，包含了思考、批判、取舍的冲突，而不是无意义的好恶。

阐述完以上四点，肯定令人相当难受，连我自己也必须承认，每一点都不算错误，甚至是必要的。评论一部作品少不了借用理论，少不了参考作者经历，少不了依附特定观点，少不了代入主观判断，这些几乎都不可或缺，而我批判的实际上是其中任何一点走向极端后对作品本身的遮掩。之所以称这四点为绑架，甚至普通读者和非读者的行为也是绑架，那是因为他们都把书装进麻袋里狠揍，就算不是狠揍，也是做其他的事情。书的面目被模糊，它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施加这种遭遇的人也不知道麻袋里是什么，这是一种被美化的施暴，一种任意涂抹。非读者把书装进标签里贩卖，无论当做商品还是情怀，普通读者把书装进自己的小情小调里，从中榨取需要的情感刺激，专业读者的段位高一些，通过把书切了又切、分了又分，将支离破碎的肢体依附于理论观点和各色研究中，把这种冰冷的解剖当做对作品生命的认识。这些行为的本质就是无视书本身的无情利用。但是在这里我又要说，这甚至也不错误，甚至也是必要的，万事万物皆有利用之价值，就算是诗也会被拿来利用，就算是人也会被拿来利用，不仅是生物本能之常情，更是社会规律所必有，但是必须超越这一点、必须既遵从又背叛这一点：就像艺术遵从生活又背叛生活，子女遵从父母又背叛父母，对待万事万物的方式必须既遵从利用又背叛利用——最终，一定要追求一种无私和无用，程度不用比自私和利用更深，只需要互相持平，交互沟通。于是必须引用爱情，引用与爱情相关的一切，虽然爱情中不乏自私与利用、互利互惠般的交易与榨取，但是它必须有某种无私、某种无用、某种奉献，就像对爱人最琐碎庸常的习惯与爱好的狂热。这琐碎庸常既非大奸大恶也非大忠大义，甚至不美不丑，不带来任何一种伦理或美学感官的刺激，但是依然给予专注，就像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所说的“忘我且无用的专注”。这是爱情，所以包括一切，包括一本书的一切，即使是无价值、琐碎、可厌的部分也溺在爱情之中。与作者无关，有时候也会与自己无关，这是对一本书完全去除自我、完全关注书本身的倾泻的奢侈，就像坠入爱河的愚蠢。这和对待一个人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必须去爱每一个人，尽管这些人的性格会让我们作呕，但我们要抛弃自我的情绪感受，彻底地、完全地探索、感受此人的个性、生活与一切，这是对存在个体的绝对尊重，对生命变化、对世界规则、对一切造就此人的元素的尊重，就好像穿上一件衣服不管是否喜欢，也要尊重造就这衣服的每个环节，抛开任何伦理与美学规则。于是这爱就是一种澄澈的专注，这专注就是一种绝对的尊重，这尊重终于演化成一种终极的普适的礼仪，爱的礼仪，对存在的礼仪。可以说这是一种礼教。在这礼教中，书终于从非书变回书，因为被爱、被尊重，以相称的礼仪。是读者对书的礼仪造就了书本身，是爱人者对人的爱之礼仪造就了人本身，就像莎士比亚以他的爱、他的礼仪造就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