Сумасшедшая

理论游戏：乌托邦静态属性的概念错误——“世界必须成为一场混战，文明也必须成为一场混战。”

文与学:

论机械乌托邦西比拉

作者：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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槙岛圣护是《心理测量者》里最具神秘性的人物。制作组在谈到他时称其部分的本质就在于“不可谈论性”。制作组一员曾说他具有某种虚无性，仿佛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人的缺失。这种虚无不同于大多数人体现为“无知”的“空虚”，恰恰相反，他的“虚无”来自于“有知”，正因为对社会的缺失有充分的认识，他对这个社会下了虚无的判决，同时由于否定社会的行为而被社会判定为虚无。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与社会何为主动“去虚无”的一方，也许他的虚无最开始就来源于免罪体质被社会排除在外的寂寞感，但是用童年经历来概括他的人格与观点是狭隘不完整的，有必要对他的行为和言论做出更进一步的剖析。同时，作为西比拉系统历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罪犯和反叛者，他就是西比拉系统的关键对照，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西比拉最深刻的弊病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探讨槙岛其人也就是探讨西比拉系统。

在原作中，槙岛的存在感很朦胧。虽然剧中的案件基本都是他一手支持，他的价值观念也在各个案件得窥一斑，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是以一个引导者、旁观者的身份出现，他是一个罪案鉴赏的主体，得以强调的是主体眼中作品的客体性，主体本身的特质反而被弱化了。就连与他的契合度极高的男主人公狡噛慎也都难以对他做出深入细致的评价，他与洞察力极强的杂贺让二教授分析槙岛的人格时，只能无可争议地指出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和资质，关于其他品质却无从下手，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槙岛的一种“虚无性”，也说明他死前的独白对于理解这个人物有多重要。他的原话如下：

“任谁都是孤独的。任谁都是空虚的。已无人需要他人的存在。任何才能均能找到替代品。任何关系均可替换。我早已厌倦了这样的世界。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脑海中无论如何都浮现不出我被其他人杀死的光景。怎么样，狡噛？你今后能找到替代我的人吗？”

在这句话中频繁出现的是“替换”以及其近义词。为什么可替换性对于槙岛来说这么重要？据我理解，可替换性是个人性的对立。“个人性”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个性”和“个体性”，并且还包含了少许“人性”的内涵。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解释何为个人性，更好的方法是反过来解释西比拉系统如何侵犯并毁灭了个人性，如此才能更清晰地了解了西比拉统治下的人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开始论述前，让我们引入“存在的价值”这一观念，这也是槙岛屡次提及的，他曾问“这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吗？”有时他使用“人性的意志”“人的灵魂光辉”这一类词，它们的本质都在于“人的存在价值”可以将“存在的价值”具体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种，个人的物质生活的安稳富足、能力的充分发展与精神健康（注意，区分于思想）健全程度；第二种，个人对社会最大程度的贡献与地位，或说人在外界的位置与作用；第三种，个人思考活动的活跃与深广度，选择、贯彻并最终实现自我的程度。在西比拉统治的社会中，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和对犯罪行为彻底排除后得到的社会安定，物质生活完全能得到保障；西比拉能够分析个人的各个能力趋向，每个人最突出的天赋能力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西比拉不仅能够将精神健康的检查与保持在市民生活中日常化，还把一切危及精神健康的犯罪因素完全隔离在普通民众生活之外，因此精神健康也得到了完美的保护。可见从（大多数人）个人幸福的角度出发，西比拉充分给予人实现存在价值的机会，又因为每个人都被系统安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最大化的，这里排除犯罪指数过高可能对社会造成威胁的潜在犯，那么第二种存在价值也被满足了。问题恰恰在于第三种存在价值，这种价值在西比拉系统中完全被消解。将其一分为二：思考活动的活跃深刻与否以及对自我的认识及贯彻。

第一部分更为老套，却十分基本。西比拉系统对于思考活动有很强的抑制。原作中执行官六合冢弥生曾经和监视官常守朱探讨过历史问题，六合冢说如今的数据资料漏洞百出，凡是危及西比拉系统存在的合理性或暗示有西比拉之外的可能制度的资料都被排除了，这已经反映出西比拉对提供用于刺激思考的素材与资源的限制。她还说，如果接触真实的历史并加以反思的话，犯罪指数就会上升，可见犯罪指数与对西比拉系统的态度直接挂钩，毕竟犯罪指数的计算就是由西比拉系统完成的。从六合冢的语气就知道，她很可能是那个“加以反思”后沦为潜在犯的人。思考素材与思考范畴若被限制，思想有如一潭死水，不可能有生命。从西比拉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情况下，日本闭关锁国，一切商品都自给自足，这一点可以参看原作中频繁出现一种品牌的矿泉水、食物是千篇一律的统一种植，由此猜测绝大部分国内企业都是国营，经济平稳但缺乏活力，不存在与外国贸易往来的过程中文化流通、碰撞的情况，人民的思想状态相当闭塞，仅限于本国地域范围内。更严重的是六合冢透露出历史课程已经被取消，被隔断了历史对照资料的人民无法借助人类经验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政治上不存在任何矛盾，西比拉系统实行独裁，由于此时日本基本是唯一一个国内和平状态的国家，其他国家忙于处理内乱，不存在外来的干涉，内部任何反对西比拉的人都会由于犯罪指数上升而被快速消灭，在这个心理状态时时受监控的国家，叛乱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字面意义上地被扼杀于摇篮。对思想活动最具刺激性的文艺活动又是什么景况？完全受监视和控制的状况。西比拉的文艺体制中有个“公认制度”，系统并不排斥艺术家之流，只要他们听系统的话，用原作里的艺术家泷泽丽娜的话说，就是“看西比拉的脸色做艺术”。相当于系统不杀你的代价是俯首听命。文艺与经济政治区分开来的一大特点是，它是无止尽、不可量化、没有准则的，它在本质之中有一种创造性和破坏性。创造性表现为新事物的诞生创建，但是创造必然会冲击或贬损一种旧有或固有价值，这种冲击来源于对照，比如说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理论，这个新理论若非完全符合西比拉的要求，就是有所偏差，有偏差就会有对照，有对照必然在两者身上都造成自我反思与修正的必要性，另一思想观点的出现本身就对系统带有批判性和破坏性，因此创造性和破坏性可以说是辩证一体的。由于这种破坏性威胁了西比拉至高的地位，与破坏性紧密相关的创造性被强制性地移除出文艺活动中，失去了本质要素的文艺已经不算文艺，就像一个为取悦他人而跳舞的舞者只是个小丑，为创造而跳舞的舞者才是艺术家。可以说，在西比拉监管之下的文艺更接近于无伤大雅的娱乐，缺乏艺术的震撼与启发性，对人民的思想激发度是很小的。综合以上所述，西比拉管理下的人们思想活跃程度极低。

说到自我的认识及贯彻，就牵扯到一个“选择”问题。人的存在除了自然的身体生存之外还有意识上的存在，当意识在自我与外界间建立了联系，一个人感觉到了自己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有计划地制定目标、实施行为、承担相应作用的后果，才真正完成自我确立。这种自我确定是按照选择、实施、承担后果的程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自主性、行动性与责任感在人的存在构成中至关重要，如果缺少这些，一个人固然可以称为一个自然人，却不具有最基本的指向自我的权利和义务，他只能存在于最低级的身体层面上。在原作中，关于“选择”姑且分为两个分支：人生意义与伦理判断。在人生意义的认识上，主人公常守朱曾经与执行官滕秀星发生过一场对话，常守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当一个监视官，五岁起就被判定为潜在犯的滕就发了脾气，认为对自身意义的质疑是“奢侈的烦恼”，因为那是一切都由系统主宰和安排的时代，个人无需做出自主选择，大多数人觉得这样方便又轻松，常守死去的朋友船原雪就曾经说，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纠结，系统会安排好一切，轻松又快乐，即便少数人因此被剥夺了自由、终生在监控室里度过。总之，为自己的人生抉择的权力被夺走了，或说被代劳了，抉择前必要的自我拷问就随之消失，而自我拷问正是自我认识必要的环节。好比数学中不经过演算不可能得出答案，当系统把答案交给我们时，我们并没有掌握这个算式，同理，一个被告知的自我不是自我，或者没有传达到自我，自我必须被主体验证才能确立。而在伦理判断上，西比拉统治下的善恶是通过“支配者”体现的，原作开头执行官征陆智己告诉常守朱“支配者让你射谁就射谁”，之后他用支配者对准人质而被常守朱阻拦时也辩解道“系统是这么决定的”，由此看出“支配者”剥夺了人的道德选择和承担后果这两个核心环节，人对善恶没有选择权、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必负责任，这样的人是残缺不健全的，同时，使用支配者执行的支配行为由于人的自我意志的缺席而不具备意义，由机械决断的非人性的伦理是僵化的。对这一点最完美的阐发就是《发条橙》这部作品。槙岛圣护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杀死常守朱的朋友船原雪来威胁她，因为他的免罪体质，系统无法杀死他，也就是说常守朱必须自己做出抉择并承担责任，这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她放弃支配者而使用猎枪那一刻，她失去了系统的庇荫，第一次真切地体验“选择”以及对后果的考量与忧惧，这就是槙岛所说的“决断的重量”。狡噛慎也同样意识到了，他在进行体能训练时说“因为配备了优秀的武器，武器的使用者必须也是强大的人，杀人的不是支配者而是我，我必须明白这一点。”这体现出他和槙岛同样相信抉择与承担责任这一过程对于存在的重量。包办一切的系统被认为是绝对完美的，但是当系统判定与自身的善恶判定发生矛盾，是选择相信系统、背弃自身原则、生活在麻木之中，还是背叛系统、遵从自身原则、把握自由并付出代价？常守朱没能做到后者，这是槙岛对她失望的原因，而狡噛慎也没有让他失望。正是狡噛勇于抉择并承担抉择引向的命运这一点，让槙岛心满意足，这就是他说的“人的意志”——个人的自我贯彻，就和狡噛说的“我必定要这样才能和过去的自我握手言和”一个道理，它关乎个体存在与否以及其连贯性、完整性。全身义体化的大亨泉宫寺曾说：“这个时代任何有关生存价值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了，根本无法得见生命的原貌。”所谓“生命的原貌”就是人类不停自主选择并建立自我的存在本质，西比拉统治下的人们相当于既失去了主动选择的自由又失去了被动承担的约束，已经化为一片无意义的空虚，原作中多次出现的“圈养”一词完美概括了这一状态下的人类。

通过以上论述，基本可以确定槙岛认定在西比拉统治下流失的个人价值在于“自主”的缺席，在于思考的局限性、自动化和机械化，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在这里成为了令人悚然的审判之锤，虽然在现实中各个地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曾出现过思想独裁，但也许没有一个的危险程度与这个虚拟的西比拉社会相当，如此濒于思辨的完全死亡，因为西比拉披着的外衣看似完全正义，甚至任何针对它的批判行为都无法绕过它带来的无可争辩的福祉。柏拉图勾勒的“理想国”同样对各种艺术施加限制、制定出先验的绝对秩序来为公民思想铸模，老子的“小国寡民”治国理念在富足的生活环境中追求人民心智的平和愚笨，如果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描绘的完美国家是“乌托邦”，不可否认，这个乌托邦最显著和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稳定、富饶，并非是这些伟人不太考虑个人价值、思想自由和文艺交流的重要性，而是后者不可避免会带来各种质疑、颠覆和动荡，因此再怎么颂扬其价值，它都是和乌托邦难以彻底兼容的。第一，乌托邦的主旨之一是“个体为全体”，为了达成全体的理想状态，个人的各种行动都被削减到单一的统计学和几何学层面，西比拉姑且还考虑到了个人幸福，但是为了治下的思想统一，个人的思想不应该全面发展，潜在犯群体为了全体幸福需要做出牺牲；第二，乌托邦既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就是一种绝对的“静态”，它只能被不断地追求并达成，不能被超越，而超越性和颠覆性就是无止尽的思想与文艺之原则，为了维护理想与完美之静态，动态必须被摈除，既然完美已经达成，作为一种类似自然选择的思维进化行为的思考似乎失去了“动”的意义。这两点可以概括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给出社会理想方案的思想家们最大的两个误区，即潜在和根本的群体主义和对理想静态之信奉。我的观点是，对某个阶段的文明水平的判断不能单纯依据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会安定程度”特别是所谓的“幸福指数”，对幸福的追求似乎是人类最根本的需求，这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在这里可以将“幸福”与“思想”做一个类比：思想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可以粗略用“无中生有”的字面意思去解释，它是无限的，甲方和乙方可以同时拥有高尚深刻的思想而不会彼此削弱，甚至会彼此促进，这不是有限分配的资源，不需要为了得到思想而去损害他人；而幸福偏重于物质的满足，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甲方有了乙方就没有，乙方必须要抢夺甲方的才能有，因此幸福几乎不可能是全面、平均、平等的。在西比拉社会的群体幸福之下是被压榨的少数群体，那就是潜在犯和色相在恶化边缘的公民，他们承受的苦难被统计学上抹消了，因为少数人的痛苦相对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可以略去或可以被抵消的，这也和现实中的历史一样，而西比拉最为绝妙的一点是：受迫害的群体是“恶有恶报”。真实的历史中，受压迫的群体往往是无辜的，比如农民、农奴、工人阶级、黑人、女人等等，因而占据道德制高点；但是西比拉社会中的少数人之所以受压迫是因为他们可能对社会造成损害，这使得统治者西比拉在理论上成为无懈可击的理论霸主，问题在于潜在犯群体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恶”的群体，它由人组成、由一系列善恶兼有的个性冲突组成，潜在犯问题是一个包括萌芽、发展、道德抉择、社会压迫、环境诱引等一系列因素的问题，所以这个群体的绝对受压迫也存在不合理性。而关于群体主义更重要的一点：个人思想自由，就必须要关联第二个“绝对静态”问题，个人思想必须为了集体幸福做出受限制的牺牲，根本原因在于幸福与理想静态划上等号。现在让我们回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世界是一团活火。”如果说“理想”等于一个静止状态，可以说理想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谎言，其性质无限接近于“偏见”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没有比它离真实更遥远的了。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阐述女性主义的伟大作品《第二性》提供了对客体进行人为建构这一行为的剖析典例，她详细描述了永恒“女性”这一概念如何束缚、压迫自然原初的女性群体，“女性”作为强权群体的绝对建构，对无权力的客体起了命令的作用，是概念束缚了真正的人，柏拉图那套“概念比实物更永恒因而更真实”的理念也相去无几，而调动现实中的人和人性去极力迎合一个静态而绝对的理想社会则是用人类理智的构想来压迫人类本身的行为。在此，我对一切所谓乌托邦理想提出概念合理性上的根本质疑，文明的最高点绝不可能是一种静态（也就是不存在最高点而只存在“终点”），不是一种人为思想活力因素完全不能干预的神殿。槙岛曾说西比拉治下没有人性的介入，那就是人性出于维持完美静态的考虑已经被死气沉沉的机械和原则给取代了。那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中的准则完全无效，不应该遵守准则，因为准则束缚了我们呢？绝对不是，因为对准则的批判与对人性的批判是并行的，我在这里不过是强调不能绝对肯定准则而已，准则必须为人性留出余地，人性也必须反复思辨准则，任何一者的运行都必须有另一者的介入，不然不是沦为准则的奴隶、就是沦为本能的奴隶。

但是论述没有结束，从上文得到的人性之动态与理想之静态可以看做一个斗争母题，在动画中有许多变体。在此举出我想到的几个：幸福之静与价值之动、生活-生存之静与冒险-探索之动、生理-心理基础的伦理之静与人性-灵魂基础的伦理之动，这三者的关系是互有重叠。在此为了论说之便不得不再引入两个材料，第一个就是之前提到的“存在价值的三个种类”，其中第一和第二项可以被划归“幸福”的范围，即“个人的物质生活的安稳富足、能力的充分发展与精神健康健全程度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贡献”，第三项则作为更加纯粹的“价值”；第二个材料是动画里三个主人公常守朱、狡噛慎也、槙岛圣护的三角关系：以常守朱为顶角，则狡噛和槙岛都选择背叛了西比拉规则；以狡噛为顶角，则常守和槙岛都在将他往自己的阵营拉拢；以槙岛为顶角，则常守和狡噛都在道德上与他对立。首先，对于幸福与价值，幸福更倾向于一种状态，人们广泛认为物质基础、社会环境等对其影响最大，像西比拉社会中的人们大部分衣食无忧、环境优美和平、心态由于受监控和治疗而保持积极，可称对笼统的幸福概念的最佳实践，这种实践是一个需要维持的、没有波澜的状态，一个幸福的人很难去“更”幸福，因为幸福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持”幸福，也就是以“静”为目标；而价值需要自我拷问、自我探索、自我抉择、自我实践、自我反省，总而言之，是自我对一系列包括自身的问题的思考实践与反思，是不停的动作，而且价值无法“达到”只能“不断获得”，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思维永动的特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就不具备静态，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不同，是在行动中体现的，价值会随着行动结束而消失，所以价值的追求要求无穷的行动——无论是头脑的行动还是身体的行动，包括前文说过的“选择”。一个要点在于，价值不存在道德审判，价值的尺度是人的个体性，槙岛圣护是个范例：他无疑十分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贯彻自我，这种价值不是社会位置的价值，而是建立在自我判断之上隔离于外界的价值。矛盾就在这里：价值之动中那种躁动不安的无穷活力，还有超越伦理道德尺度的绝对个人的构建，会威胁到社会与集体幸福的静态，尽管那种静态是病态的，而相对而言前者反而只能称作“有害的”而不是病态的。动画中满足于西比拉统治的公民都是选择“幸福之静”的人，满足于畜牧形式的和平安稳，而潜在犯和槙岛、王陵璃华子之类的罪犯则是蔑视幸福之静，选择“价值之动”的人，前一个阵营在现实中参看普通公民、政治家、统治者一类人，后一个阵营参看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宗教狂热者、恐怖主义者等等。两个阵营都有合理性但难以并存。槙岛圣护对“价值”的拷问不禁让我们提问：如果价值与幸福不能彻底兼容，这种程度的幸福值得大量价值的流失吗？常守朱认为值得，她看重普遍幸福甚于偏个人化的价值，认为前者更加实在且具有普遍性，后者虽确有缺失却还有周旋、折中和弥补的空间；槙岛圣护认为不值得，他的个性决定了他蔑视普通幸福、看重个人价值，在他深刻的自我拷问中，幸福不足以确立个体亦不足以确立文明，唯有价值才是坚不可摧的基石，前者是最表层的需求，而后者才是人类的高度，他着重于人的超越性而非最基本的生存；狡噛慎也偏重于前者却无法与常守朱同样程度地弱化后者的意义，他杀死槙岛的原因之一正是此人是集体普遍幸福的威胁，这说明他相信也维护普遍幸福，但是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背叛西比拉、背叛社会制度，这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说明他也注重价值，区别在于他不具有槙岛那种将自己观念大范围付诸实践的野心，他在自己身上实践价值，为其他人争取幸福和价值的可能性。狡噛慎也偏向中立的观点让他能与常守朱亲近，又受到槙岛的赏识与吸引，而因为常守朱较为彻底地忽视“价值”问题、全心维持与追求幸福，蔑视幸福而看重价值的槙岛自认为受到了侮辱，他在最后一集踩着常守朱的脸说“请别再侮辱我们了”，没有为槙岛一群人带来满足的庸俗幸福受她珍视，为了这种“不足为道”的幸福却贬低他们以之为核心的价值，常守朱这个维护西比拉的监视官简直就像整个压迫他们的西比拉与西比拉主流观念的具体化身，踩在她脸上的槙岛无异于在向整个西比拉发泄愤怒。这一举动也向观众提出了问题：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吗？但是，价值又如何？在幸福之外就没有可追求的吗，为了幸福之静态要牺牲追求价值的动态吗？

第二个母题变体，生活-生存之静与冒险-探索之动，与第一个相当相像，但是牵扯了另一层问题。这个变体强调了动静对立，更加带有一种浪漫化色彩，而且还带有一种社会性与人性-兽性与本能的对立。西比拉社会中的人们和平生活，没有战争、很少犯罪，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任何危险、更不存在冒险，这是为了保存社会性而抛弃了野兽式的冒险精神；但是同时，西比拉社会的人们除了富足的生存外一无成就与突破，因为他们是在温室中学习思索，丝毫没有拔高人性、丰富文明，这样看来西比拉又着重了动物的生存需求而抛弃了人类的探索精神，这种知识上的求索区别于兽性，是知性的冒险。也就是说，西比拉是对战士勇者精神和辩士学者精神的去势，根本表现为对打破秩序、陷入危险的恐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耽于安乐中而逃避风险与挑战，就是身体与心智双重的衰弱与退化，无怪乎西比拉社会中的人防范能力和判断力低下，甚至连进食也不敢随心所欲、要完美地按照健康计划进行，心情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害怕色相恶化而进行心理治疗。与他们的谨小慎微相对比的是狡噛、前任执行官佐佐山、滕秀星和槙岛，显著特征就是四人都学习了武术，这本该是个不需要武术的时代，四人都对危险无所畏惧、甚至跃跃欲试（狡噛多少是从佐佐山处学到的）：滕秀星是个优秀的厨师，当被问及烹饪如何把握卡路里等健康因素时，他回答：反正都是要死的，何不吃的好一点？潇洒之处就在于拒绝为了规避风险而放弃享受；狡噛在侦破无人机操控杀人事件时故意激怒嫌疑人，将自己置身于被杀害的危险之中，他简直是酣畅淋漓地从楼梯狂奔而下，一边痛快地笑着说：“关乎生死的真相，当然要赌上生死去寻找！”这种具有英雄和浪漫色彩的心态，正是一种不惧生死、拼死一搏的战斗意志，一种热血沸腾、充满生机的生命意志；槙岛也不惧怕死亡，相反，他迎接自己的死亡，几乎将其当做被观照的戏剧布景的一部分，部分原因在于他绝对地抽离于现实、固执地旁观，部分原因也在于生死对他来说是个庸俗的概念。和许多杀人者不一样，他并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作高人一等，他认为生命与自我是两码事，自己的生命与被自己杀害的人等值，但是自我的价值高于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追求价值的完满而失去生命，对他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值得敬佩的是他应用于自己身上的理念完全契合他要求别人的理念：无价值，毋宁死。说到危险，就不得不再加上一个人物：全身义体化的泉宫寺。他与槙岛合谋将狡噛与常守的朋友船原雪关进迷宫里，供自己进行狩猎游戏，他对狩猎的迷恋在于：通过复兴这种原始残暴的狩猎活动来还原胜败生死的价值感。槙岛看出了他的问题：如果猎物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性，这种价值就是不存在的，价值必定是从激烈角逐和危险斗争中产生、而不是被绝对优势拱手送上，所以他给狡噛两人设计了一点线索，泉宫寺知道后却没有企图放弃，他充分意识到了槙岛的意图：通过实实在在的生死决战来实现价值，即便有失败、死亡的可能性，正是后者赋予意义。泉宫寺欣然投入战争并死去，其实无论生还是死，迎向斗争、拥抱危险这一选择已经成就了他的自我价值。这种对死亡的克服与战胜，既带有原始意义，又带有文明高度发达后的高尚意义：作为原始意义，它象征野兽般的强健、灵敏，一方面可以看做一种原始残暴、在如今失去作用的负面特质，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做一种健康、强大、独立的正面特质；作为高尚意义，它象征对更高目的的献身，古往今来为道义、气节而亡的伟人莫不具有为崇高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在动画中具有这般英勇的人除了崇尚价值的槙岛圣护外还有常守朱，即便色相恶化就会沦为潜在犯，她为了尽快办案、裁决罪犯而放弃自保，坚决投入阴暗的犯罪角落中，常常不顾个人安危跑在执行官前面、还会赌上性命与西比拉系统谈条件，她以众生幸福为值得献身的崇高事业，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于是，我们又得出了问题：“安全”的价值有多大？一种绝对安全的生活的价值有多大？绝对安全不仅缺少对身体和头脑的必要的刺激，还使生活的目的流于平庸浅薄。

第三个母题变体：生理-心理基础的伦理之静与人性-灵魂基础的伦理之动，这很像是之前两个的另类变体，事实上这三个变体互为变体。西比拉社会中的道德伦理是以医学基础的色相扫描和西比拉系统的犯罪指数统计为依据的，主要根据是生理学原理和心理学原理，也就是现代科学与高级机械的结合诊断；而一般而言道德伦理是以人为主导，引入人性和灵魂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诚然模糊不清、难以界定，但正是这两个神秘概念使道德伦理免于沦为绝对僵化的教规，有了在个体身上迂回、在时代上与时俱进的空间。前者易于大规模推行却暗藏绝对压迫，后者存在诸多变量却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情况。再一次，我们一定要提到那部《发条橙》，故事塑造了一个“恶”不知所起却一发不可收拾的男孩，机构为了消除他的恶采用极端手段，让他只要诉诸暴力就身体不适，强制性使他成为了一个从不动手也不还手的人，问题是：“无从选择的善还是善吗？”正好与前文所说“不选择就无价值，选择即价值”不谋而合，没有人类意志参与的伦理不是伦理，令人想起中国古代两大哲学的冲突：儒家与法家，前者相信性情的教化，后者相信规则的管制，儒家坚持改变人本身，法家只要求改变人的行为，虽然直接有效，殊不知“知其然须知其所以然”，无意识无认识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注意，故事中那种极端、强制疗法之粗暴与现代医学特别是心理学的相似，因为它将人的心智完全归结于身体系统的运作，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人体机械化了，而心、灵魂等概念尽管含糊，却有存在之证据，也许它们实际上确实属于身体机制，但既然它们的原理不为我们所知，就必然是未知因素、应该被纳入考虑，这就是原则中应为未知留有空隙的理由。这种机械化的负面影响的例子就是动画中的艺术家王陵牢一，他原本的艺术追求是通过在绘画中正视人类心灵的阴暗面去实现道德的启蒙，然而西比拉的推行让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医学和机械中，他将人完全拨入了科学范畴，无不能被控制得臻于完美，就像流水线上生产的螺丝钉，同时他也将道德伦理完全交到了机器固定不变的原则手里，他脱离了人最根本的生命力与活性，这就是他衰弱、瘫痪以至死亡的缘由。实际上，他的遭遇可以看做槙岛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夸张寓言，这一寓言凸显了人性、生命活性和自为价值的重要性，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死亡就是最具悲剧性又最强有力的注解。必须这么说：既然生理-心理基础的伦理中缺席了人的元素，是一个最恐怖的巨大缺失，这个系统不可能以它宣称的完善来管理社会。首先，它纯科学的因素让人不信任，纯科学是对未知的狂妄、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自负；其次，它最巨大的漏洞是它本身，西比拉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判定的完美性，必须吸收免罪体质者进入管理层，想象一下：用犯罪指数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统治系统，居然是由无论念头如何罪恶都免受惩罚的人组成的！当然，现实历史中伟大的君主不可能毫无罪孽，最伟大的国家机构不可能兵不血刃：国家作为经济集合体必定为了争夺利益而发动战争，战争中的死伤数以百万计，也许免罪体质者确实是思想激进、统筹能力强、宏观视野广阔的人，这也说不定。无论如何，概念上这已经是天大的笑话，而且也进一步说明道德伦理与科学计算的指数有多远的距离，一个犯罪指数低的人不一定没有犯罪欲望，人的欲望极端复杂，甚至犯罪的动机也不一定是欲望，而犯罪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统治者的犯罪与普通人的犯罪如何区分和界定？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科学无法囊括的，因此这个系统将运动的心与静态可分析的心理粗暴等同、将运动的人性灵魂与静态可分析的生理学心理学粗略结合是不可靠的。总而言之，对科学的依靠即对全知全能的自负，认为以目前的知识能够处理所有情况，这是种愚蠢的静态；对人类心灵、本性、灵魂有所保留的谦逊，使各个情况在思考与反思中有所变通和感发，这是智慧而深刻的动态。

以上所有论述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动静”：无论是自由与准则、价值与幸福、安全与涉险、科学与人性，无非动静之间的对抗与平衡，事实上，西比拉有可能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形态，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不断修复完善的道德伦理的驱使下要求众生的普遍幸福，而西比拉不仅达到了幸福的固态、还达到了道德伦理的固态，在他们的理解里是“最高形态”，在达到时、这个绝对静态被固定下来时，一切活力都已丧失，一切目标都已失去，一切运动都被禁止，而这与生命的动态根本相悖，由此可见乌托邦的静态概念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反乌托邦的关键就在于“动静”问题，即理想状态如何束缚了人性、伦理的流动和演化。同时，我们对生存的完满形态发出质问：富足与安全之外，还要什么？何为人性高度，何为人之价值？两者如难并存，如何取得平衡？但是——不可能有平衡，因为平衡也是一种静态，唯一选择是不断调控和做出选择，永远不能赋予任何一方绝对的意义和优势。也许，我们不得不向槙岛圣护致敬，他是个蔑视生命的杀人犯，他也是个热爱人类的思想家，绝对静态必须被打破，对价值的重估一刻不能停，没有什么能彻底满足，文明必须时刻向前发掘、探索、抗争、战斗。

世界必须成为一场混战，文明也必须成为一场混战。